应对疫情冲击需标本兼顾
此次疫情来势凶猛，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冲击。面对疫情所带来的短期负面效应和中长期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正确的应对之道是标本兼顾。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既要有治标的“救心丸”，也要有治本的“定心丸”。
近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上海的28条综合政策举措包括了加大对防疫重点企业财税支持力度、减免企业房屋租金、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优惠、免除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税收负担、适当下调职工医保费率等，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对受困于疫情中的企业而言，不啻于是挽救性命的“救心丸”。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财务支持只能救一时之急，不能治本。新冠肺炎疫情会结束，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会恢复增长，这是可预期的大概率事件。但从中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是我们需要去探究的。这些事件正在引发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重新评估，如果我们应对失当，那么这些短期性事件就有可能导致深远的长期性负面影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长期发展要靠法治的市场经济
就像每个家庭都可能会有成员突然病倒一样，一个国家也会遇到突发的负面事件。中国在2018年迎来了“特朗普冲击”，同样来势汹汹，在其暂时消停之时，不曾想又来了“疫情冲击”。学过宏观经济学的读者应该知道，此类冲击的直接影响是导致一个国家的短期GDP水平对长期GDP趋势线的偏离，由此产生的结果称为“商业周期”。
对于负面冲击所导致的经济下滑效应，一般可以用财政货币政策去对冲，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和央行当前在做的。但对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GDP的长期趋势，我们需要问自己：贸易战也好，疫情也罢，它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减少长期负面效应?
经济史告诉我们，在面对战争或危机这样的紧急状态时，强大的政府之手是高效的，无论是苏联的战时经济政策，还是西方国家的战时动员政策都是如此。但在和平时期，用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才能用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呢?吴敬琏教授所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书名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定心”要靠坚定的承诺
什么因素决定了GDP的长期趋势?答案是效率。什么决定效率?答案是创新。什么能促进创新?答案是对创新的激励。什么能赋予人们以创新的激励?答案是创新者能从其创新成果中获得足够的收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激励创新，只有法治才能保障创新收益。所以治本之道在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建设。
正如我曾论述的，中国拥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速度经济优势，对中外企业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只要外国企业能在中国赚钱，能比在其他国家赚到更多的钱，那么它们就不会因为贸易战和疫情这样的短期冲击而改变长期决策。但是一旦它们从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重新评估中得出负面结论，认为在中国赚钱的日子到头了，那么它们就会做出离开中国的决策。当我们看到某些外国企业离开中国时，会以为这是因为中美贸易战或新冠肺炎疫情，但其实并不是。促使它们离开的只能是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失去了信心。
所以在使用“救心丸”应对疫情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派发“定心丸”。博弈论告诉我们，要“定心”，靠许诺是没用的，要的是坚定的承诺。在面对疫情时，我们更需要去思考什么才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持久吸引力的“定心丸”。
政策放宽应偏向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需要更多地依靠基于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增长。在过去的十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但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迅速，目前总量已超过欧盟，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研发密度(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达到2.13%，已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欧盟为2.06%，美国为2.80%，日本为3.20%)(见下图)。虽然中国的研发质量尚待提高，原创型技术创新尚显欠缺，但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正在实实在在地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
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中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商业应用，主要是由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所引领的。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基于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增长，诸如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负面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就只是短期效应。
对于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政府和央行会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中长期不确定性，所以政府也需要出台针对中长期不确定性的政策来应对。
对于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短期政策注重需求侧，长期政策注重供给侧。中国所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意在改善经济的长期结构，但在执行过程中更多表现为“三去一降一补”的纠偏政策，而在纠偏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做法，表现在民营企业承受过度的紧缩性压力。在应对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时，可以预见政策的取向将是走向宽松，对债务率和杠杆率将放宽容忍度。希望在政策执行时，能够给予民营企业一定的政策倾斜和较多的扶持。
除了短期取向的需求和供给侧政策，更重要的是长期取向的供给侧政策，它指的是制度层次的政策。回顾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提高市场活力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动能，但也会产生诸如贪腐滋长和收入不均这样的副作用。所以光放开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法治建设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现在是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
危机就是危中有机，危中寻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使得很多深层问题得到了暴露，这是深入认识这些问题和找出长期改革方案的极佳时机。所以我们的目光不应局限在短期的战疫情、保经济之上，更应该及时讨论和总结所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直面当前体制需要改进的地方，向国内外宣示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诚意。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无须讳言，这些负面冲击会加快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外移，对处在供应链中的中国企业造成重大打击。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使没有贸易战和疫情，随着中国经济本身的变化，中国将失去中低端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和个人一样，企业同样存在惰性，不到万不得已做不到壮士断腕式的深度转型，放弃旧业务，开拓新业务。
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在多大程度上“变现”，取决于微观主体得到多大程度的激励。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民同样勤劳智慧，但当时的体制没有给他们提供激励。改革开放后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到国有企业改制，其成功的核心就是创造出对个人和企业的激励。在当前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阶段，经济运行体制和政府治理体制都需要相应进行深度改革，这是治本之道。
过去20年中国经济见证了数字化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其中很多业务是由民营企业开发的。中国在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全球，为这次抗击疫情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面对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在此紧要关头，政府政策应努力做到标本兼顾，首先是全力救助受困企业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不失时机地启动深层次改革，以此夯实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
